外事战线上的九颗红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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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祥忠 1932年生，江苏涟水人，曾任中国驻秘鲁特命全权大使、中国驻智利大使；著有《拉美亲历记》《我的拉美外交生涯》《世界最狭长的国家——智利》等，另在报刊发表文章100余篇。

法庭较量，三次绝食

1964年10月12日，巴西军事法庭以九名中国人在巴西进行所谓“间谍和颠覆”活动为由，正式开庭审理。我九位同志刮净脸上长长的胡须，梳理了杂乱的头发，穿着整洁的衣服，昂首挺胸走上法庭。但军事法庭不让他们自我辩护，只能委托律师辩护。

“九名中国人的巴西辩护律师苏布拉尔·平托在法庭上慷慨陈词。”

我国有关部门曾聘请两名美国著名律师为我九名同志辩护，但遭到巴西当局拒绝。这时年已72岁高龄的巴西著名的律师协会主席索布拉尔·平托律师挺身而出，勇敢地担当起为身陷囹圄的九名中国人辩护的重任。

在那个时候，为“共产党中国”派来的人进行辩护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平托律师不畏强暴，根据我九位同志提供的10万多字的说明事实真相的材料，写出了长达51页的辩护词，提出了182项无可辩驳的事实和论据，证明九名中国人是在巴西政府同意下合法进入和留驻巴西的，他们在巴西进行有关贸易、筹备展览和新闻报道的业务活动都是光明磊落的，九名中国人是清白无辜的，要求法庭立即宣布他们无罪，予以释放。

但巴西检方又以在我同志被捕35天后搜出的一把无声手枪作为“颠覆”活动的证据，坚持要求对我九人各判23年徒刑。平托律师反唇相讥：“一个月后你们搜出了手枪，再过些时候，你们还可以搜出机关枪、大炮和原子弹”。话音一落，引起旁听者哄堂大笑。

另外，17名巴西人士，其中包括多名国会议员和政府高级官员出庭，证明九名中国人无罪。巴西前总统夸德罗斯还写了书面材料，证明九名中国人是他担任总统时批准他们来巴西从事新闻、贸易和筹备经济展览等业务活动的，并表示必要时可以出庭作证。

▧ 九名中国人从巴西狱中寄往祖国的书信

这时，我九位同志进行了第二次绝食斗争，并写下了给家属的遗书和给祖国的诀别信。在信中，他们对祖国表示了无限的忠诚和热爱，对能为祖国献身而感到自豪。后来，巴西当局再次伪造了所谓的“调查报告”，又要开庭了。

我九位同志为了准备上法庭同敌人进行斗争，决定暂停绝食。由懂葡语的张宝生和鞠庆东同志以审判者的姿态写出了六份金石般的声明，证明我九人无罪，一份交给军事法官，四份交给律师，一份留存。共经过七次法庭的斗争和较量，检察官拿不出任何站得住脚的证据。法官私下说：“这个案子很棘手，但为了巴西军队的名誉，为了美国朋友，我们不得不硬着头皮干下去。”一语道破了天机。

12月21日，在最后一次庭审中，平托律师在陈述辩护词中对法官说：“我从业律师50年，还从未见过如此无端的陷害。你们强加在九名中国人头上的‘罪证’，是我平生所耳闻目睹的最可耻的东西。本案的事实已昭然若揭，巴西舆论也很清楚了。现在的问题不是你们不懂得怎么判决，而是你们如何向你们的上级交代！”

最后，法庭不得不宣布“间谍”罪名不能成立，而仍以“颠覆”罪对我九人判刑，并说由于这些中国共产党人特别狡猾，分不清他们中谁是主犯，谁是从犯，所以一律判以10年徒刑。对此，我九同志当即发表声明，指出这是新的政治迫害，表示强烈抗议。平托律师表示：“我要向全世界宣告，九名中国人是清白无辜的，他们是政治偏见的受害者”。

▧ 九名中国人在巴西狱中用画报纸编织成小盒，由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带回祖国，表达他们的思念。

1964年12月23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巴西当局非法无理的判决提出强烈抗议。指出，巴西当局对这些无辜的中国人员的审讯和判决，无论在事实上、道义上还是法律上，都是毫无道理的，完全非法的。这一骇人听闻的诬陷中国人民的案件，决不会损害中国人民的一根毫毛，倒是一味屈从美国意志的巴西当局，使巴西自己的民族尊严和国际信誉受到了玷污。

为抗议巴西当局的无理判决，我九位同志决定进行第三次绝食斗争。平托律师闻讯后立即赶到监狱看望他们。

张宝生拿出一封还没有来得及翻译成外文由九人签名写给他的中文信，用葡语读给他听：“我们决定绝食，是为了维护我们祖国的尊严和荣誉，我们中国人绝不容忍巴西当局任意摆布。如果我们牺牲了，请向全世界公布真相，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努力。”这位经办过无数重要案件的大律师，听完信后，眼泪夺眶而出，一再劝我们同志要珍惜自己。

九颗红心，学习榜样

九人案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拉美发生的最重要的涉外事件之一，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这一事件还涉及到对美和对台斗争问题，十分复杂。因此，中央领导对此高度重视。

毛泽东主席得知这一消息后气愤地说，“岂有此理，要跟他们针锋相对地斗！”，当即决定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挂帅、陈毅外长和廖承志外办副主任直接领导，外交部牵头，协助有关部门，多方组织营救工作。

为此，先后召开了各种形式的大小会议400多次，发表各种声明和文章数百篇，还请国际红十字会出面干预，以九人家属名义邀请了日本、阿根廷、印尼、巴基斯坦、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等七国著名律师组成律师团，敦促巴西当局释放九名中国无辜公民。

以78岁高龄的日本著名律师长野过助为首的该律师团，在巴西当局对我九同志无理判决后，向中外记者发表声明：“我们毫不犹豫地指出，这种审判是一次政治审判。我们相信，进行这种审判的巴西当局，必将遭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同时，一年内，我九名同志家属两次赴巴西监狱探监，对巴西当局施加压力，也增强了九名同志坚持斗争的信心。

▧ 九名同志在法庭上正气凛然、威武不屈，坚决反对巴西当局对他们的非法审讯和非法判决。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巴西政变当局勾结台蒋集团，以美国为后台，三家狼狈为奸合演的反对新中国的政治丑剧，不仅激起了中国人民，也激起了巴西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愤怒。

当时，有87个国家的政界、法律界、新闻界、企业界、文艺界和宗教界1000多位著名人士，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对受迫害的九位中国人表示了声援。面对日陷被动的困难处境，巴西司法部长和外交部长上书总统，指出“扣押九名中国人一案已成为巴西摩擦与忧虑的焦点，如不及早驱逐中国人出境，势必损害我们国家的利益”。

在国内外强大的压力下，巴西政变当局以总统法令方式宣布“驱逐”我九人出境，并给十天上诉时间。我国有关方面当时考虑到，驱逐出境系行政决定，并非根据司法程序定罪，即使上诉巴方也不会改变决定，更主要的是为争取我九位同志早日离巴回国。

因此，我国外交部于1965年3月2日请平托律师转告我九位同志：“巴西总统用行政命令驱逐你们出境，届时可声明无罪，不必对驱逐令进行上诉。望你们早日回国。”中国九位同志在声明无罪、不承认任何判决的情况下，于1965年4月17日离开巴西回国。平托律师受托在他们离境后也发表声明以示抗议。

▧ 九名中国人回到首都北京

1965年4月20日，九位同志终于回到祖国首都北京，李先念副总理和首都各界代表以及九人亲属等到机场欢迎。他们在巴西监狱经过一年又两个星期的顽强斗争后，胜利地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怀抱，见到了久别的亲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悲喜交加，难以言表。在敌人的酷刑拷打下，他们团结一致，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得那样英勇、无畏，铁骨铮铮，而此时此刻，却忍不住流下了滚滚热泪。

▧ 周总理接见九位同志及其家属，左6为周总理，左5为王耀庭，左7为王唯真，左2为马耀增，左1为张宝生。

随后，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周恩来总理分别接见，向他们表示亲切问候，高度赞扬他们在巴西监狱里和法庭上所表现的坚贞不屈的大无谓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中国报刊在报道他们的英勇事迹时，都称他们为“九颗红心”。这一称谓再确切不过了。这是忠于党、忠于祖国和人民的九颗红心，他们成为全国人民特别是我们外交战线同志们学习的榜样。

1974年8月，在中巴建交谈判过程中，中方主动提出两国间未了事宜，即九人案事件，并重申了我国原则立场。巴方表示，从政治上说此案是错误的，巴政府将采取措施，撤销这一案件的司法诉讼。至此，时隔十年之后，震惊世界的“中国九人案”终以巴方承认错误而告结束。

▧ 2014年9月24日，巴西“九人案”受害者之一张宝生夫人任吉生展示了当年他们互传信息的手帕。

张宝生同志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对这一事件作了很好的总结：“我们九人能得以脱离‘洋监狱’的苦难，是因为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这是我们自始至终能进行坚定斗争的力量源泉。国内领导展开的有力斗争和营救工作，给了我们九人以极大的鼓舞，是取得这场斗争最终胜利的保障。”

后来，张宝生同志曾任外交部拉美司第一任司长和驻莫桑比克、安哥拉等国大使，王唯真同志曾任新华社社长，王耀庭同志任中国贸易促进会会长。“九颗红心”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继续为国家做出了有益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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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朱祥忠

图片 | 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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